《寄父家书》邢福义

编辑:千味书屋 来源: 九零文学网 时间: 2019-03-15 03:58:05 阅读: 263次
《寄父家书》邢福义

基本信息

书名:《寄父家书》
作者邢福义
(作者)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第1版(2018年4月1日)
页数:556页
语种:简体中文
开本:32
ISBN:9787100157360
ASIN:B07CPJYRFR
版权:商务印书馆

编辑推荐

学术后辈的榜样本书主要记录一个学者从青年到中年的人生轨迹,也展示了一个学者逐渐成熟的学术之路,对后学有积极的鼓舞和影响作用。




作者简介

邢福义,1935年生于海南,19岁考入华中师范大学,21岁毕业留校任教。22岁开始在《中国语文》上发表论文,目前发表论文数百篇、著作(包括教材)数十本。主要研究汉语语法,强调植根本土,尊重国际,与时俱进,创建中国特色语言学派。湖北省授予“荆楚社科名家”专名(全省13人),华中师大授予“资深教授”专名(院士待遇,全校2人)。现担任华中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核心刊物《汉语学报》主编。


目录

写在前面
一九五五年(20岁)
一九五六年(21岁)
一九五七年(22岁)
一九五八年(23岁)
一九五九年(24岁)
一九六0年(25岁)
一九六一年(26岁)
一九六二年(27岁)
一九六三年(28岁)
一九六四年(29岁)
一九六五年(30岁)
一九六六年(31岁)
一九六七年(32岁)
一九六八年(33岁)
一九六九年(34岁)
一九七0年(35岁)
一九七一年(36岁)
一九七二年(37岁)
一九七三年(38岁)
一九七四年(39岁)
一九七五年(40岁)
一九七六年(41岁)
一九七七年(42岁)
一九七八年(43岁)
一九七九年(44岁)
一九八0年(45岁)
一九八一年(46岁)
一九八二年(47岁)
一九八三年(48岁)
一九八四年(49岁)
一九八五年(50岁)
一九八六年(51岁)
一九八七年(52岁)
一九八八年(53岁)
一九八九年(54岁)
一九九0年(55岁)
一九九一年(56岁)
一九九二—二0一七年记事(57—82岁)
后记


经典语录及文摘

写在前面
这本《寄父家书》,收录了1955年至1991年我寄给父亲的信件,时间跨度37年。开头的一封,写于1955年7月28日.之前肯定写过,只是丢失了,我也没印象了;结尾的一封,写于1991年12月6日,之后肯定接着写到他去世那年,只是从1992年起,他已没有精力一封封地整理信件了!
1997年,85岁的父亲把我给他的信件打包成捆,邮寄到华中师大。收到时,因为太厚,我事情又多,没时间看,所以一直没有打开。10多年之后,2014年1月,时任《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主编的王泽龙教授打来电话,说他们华中师大中文系77级的同学们合写了一本《我的1977》,要我也写点什么,收入这本书。我没有日记。少年时代写过两三年,但从青年、中年时代起就不写了。怎么办?要写回忆文字,光凭脑子之所记,无法写得准确。正在感到为难,忽然想起父亲邮寄过来的那捆信也许有用。果不其然,我从中查找到了有关记载,写成了散文《1977漫忆》,收入了王泽龙、汪国胜主编《我的1977》一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叭5年出版)。
我是2014年1月5日上午8点半打开这捆信件的。第一反应,是大吃一惊。包裹里一叠一叠的信,分别装订,分别写了摘要,最上面放着父亲1997年10月3日写的一些话。全录如下。
义儿:
漱谷病现如何?(福义插说:漱谷指我的妻子谭漱谷)
9月份钱已收。
仁哥事已落实,但未知第一个月薪收到否,收多少。(福义插说:仁哥指我的哥哥邢福仁)
这里是你给我的信(1955年至1991年),编号是1-16号,是当时一份份订上,为了放置时的方便,顺手写上摘要,没有什么意义的。
我很好,耳聋得快,尤其是左耳,但右耳还能听广播,电视还能视,其他部分还好。家中一切如常,请勿念。
祝健康进步!
又,漱谷理解能力怎样?比如你对她说我写信来问她的病情,她能理解么?
父亲1997.10.3
翻看这捆纸质很差、字迹模糊的信,我无限感慨,觉得也许可以留给子孙们、学生们、学生的学生们看看,于是决定梳理成为一本小书。作为背景材料,我先说几点情况。
第一,这本小书,主要收入我给父亲的信。也穿插了我的妻子谭漱谷、我的儿子邢孔亮和女儿邢孔昭写给他的几封,并且穿插了几封我请父亲代转的、写给叔父与哥哥等人的。凡是父亲写给我的信,一律未收。一来,是因为搬过几次家,他的信丢失得所剩甚少,剩下的又残缺不全,将其收入,反而不相照应;二来,是因为几十年来,我几乎天天都在极为紧张地“赶路”,追求专业钻研上的进展,没有余力整理信件并将其敲打到电脑上面。总之一句话,如果说我这一生有这样那样的压力,那么,“赶路”便是主流压力。我给父亲的信,主要述说的便是在这一主流压力下我之所思所写所为。
……
第六,讲讲我的老师高庆赐教授(1910-1978年)。高先生是河北遵化人,师从罗常培先生,学问渊博,古今贯通,讲课特别具有吸引力。1955年,他给我们班级讲了将近一年的现代汉语语法,对我来说是接受了启蒙。1956年9月,我留校当助教,领导规定他做我和几个青年教师的指导教师,但没有机会接触,因为他当时是学校副教务长,事情很多,特别是,他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成了“右派”,被劳动改造去了。跟他接触较多,面对面地谈话,应从60年代中期算起。1972年,我和他合写了《现代汉语语法知识》一书,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署名“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组编”;此书1976年由加贺美加富翻译成日文在东京出版。再后来,由于我和他都住在华中村,来往就多了起来。“文革”期间,我经济状况不佳,常常向他借钱。1976年,我写成了论文《论定名结构充当分句》,他大加赞赏。他说:“福义啊,看了你的文章,我觉得我都不会写文章了!”我知道,先生这是在鼓励我,但是,同时也反映了一个令人感慨的事实,这就是,若不是40多岁就开始了坎坷的人生,他会怎么样呢?1978年,他到北京治病,在病房里还时时念叨,答应给湖北人民出版社写作的《古代汉语知识六讲》还有两讲未写。病重之时,提出遗愿,希望让我代为续完。中文系总支杨书记,带着我赶到北京,先生说话已经十分困难了。这本书于1979年7月出版,末尾出版社有个“出版后记”:“《古代汉语知识六讲》是高庆赐教授的遗著。其中‘第五讲虚词用法’‘第六讲特殊结构’,高先生因病重委托邢福义副教授协助整理。”我感到荣幸。做学生的时候,我没有机会听到古代汉语课(本科班才有这门课)。我把高先生的手写讲稿认真读了一遍,摘录并整理成了第五、第六讲。我后来提出“普方古”三角研究,并且写点靠近国学的文章,跟整理过高先生的讲稿不无关系。
这本《寄父家书》,主要记录一个学子从青年到中年的步履留痕。中华水土,养育了中华文化、中华科技、中华风骨。当今的中国人,重视外国理论的引进,但也懂得,再好的理论,都必须适应中华水土,才能在中国开花结果。中国人有充分的冲劲和自信。“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毛泽东的诗句,果敢刚毅,气势磅礴,代表中国人的心声!

(一)本书的编排本书原稿,父亲用针线分别装订成了十六个部分。第一部分,1955年至1960年;第二部分,1961年至1965年;第三部分,1966年至1968年;第四部分,1969年至1971年;第五部分,1972年至1973年;第六部分,1974年至1975年;第七部分,1976年;第八部分,1977年;第九部分,1978年;第十部分,1979年;第十一部分,1980年;第十二部分,1981年至1983年;第十三部分,1984年至1985年;第十四部分,1986年至1987年;第十五部分,1988年至1989年;第十六部分,1990年至1991年。——每一部分的前头,父亲都写明时段,并且分别写出各部分信件的内容摘要。各部分的时间长短互不相同。有的,长达五六年,有的,只有一年。这说明,父亲的整理装订是不同时间累积起来的,并不按照同一标准。他的目的,是不让其失散,需要了解什么事情时,查找方便..
为了头绪清楚明晰,本书除了最后的“一九九二-二〇一七年记事”,前边全是以一年为一个部分,一年一年地编排父亲的摘要和家书的内容。
顺带交代:父亲的摘要,有的过长,我做了一些简省。当年他写摘要,是为了便于他的记忆。现在,即使有所简省,也可以保留摘要的基本面貌,能够反映其“资料性的事实”。
(二)家书的文字表述
家书中的文字表述,不大像写论文或其他文件那样讲究。比如,时间紧迫时,顺笔写下,话语可能啰唆一点;又比如,前后所写的信件,由于记忆不那么详细清楚,有时可能出现重复的字句。为了保持家书的“历史记录面貌”,本书不做改动。
一些字,在特定范围内,是等同的。比如汉语语法著作中的“重迭”和“重叠”,有的书用“重迭”,有的书用“重叠”。本书保持其原来面貌。又如姓名中的“萧”和“肖”,是同一个姓。我的学生、武汉大学教授“萧国政”,他既写成“萧国政”,但很多时候也写成“肖国政”。这种写法,本书也保持原来面貌。
但是,家书里如果出现错字或别字,是要改掉的。
(三)书文名称的认定
做研究,写文稿,必须给出书文名称。但是,有的书稿或文稿不能一蹴而就,由于认识上的变化,往往开始写作时命名为A.后来又改名为B,到最后才定名为C。
比如,现代汉语里存在不少难于定性归类的词。开始想到的,是写一本《难归类词》,后来,又题为“词的归类”,定稿时才改成了“词类辨难”。
又如,中文系里给学生讲点逻辑知识是有必要的。但是,要写成一本书稿,怎么命名?家书里,曾出现了“逻辑知识”“形式逻辑基本知识”“逻辑知识和语言运用”等名称。后来,到定稿时,才决定书名为“逻辑知识及其应用”。
再如,关于副词和名词的组合,开始使用“关于副+名”“试论名词同副词的结合规则”等,在《中国语文》上发表时才改为“关于副词修饰名词”;关于定名结构与非定名结构组成复句的问题,先采用“试论复句中定名分句与非定名分句的组合”等,在《中国语文》上发表时才改为“论定名结构充当分句”。
书文题目的最后认定,表明了思维活动的演变。这一点,家书中是有所反映的。
(四)书中的表数用字
现在的书报上,常见表数汉字和阿拉伯数字并用的现象。例如:
①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在天津闭幕(《光明日报》2017年9月9日标题)
②张高丽将出席第14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光明日报》2017年9月9日标题)
前例用汉字“十三”,后例用阿拉伯数字“14”。它们都表示序数,前头出现“第”字。又如:
③八项规定,激浊扬清之剑(《湖北日报》2017年9月29日标题)
④3条有轨电车环绕公园(《湖北日报》2017年9月29日标题)
前例用汉字“八”,后例用阿拉伯数字“3”。它们都表示基数,后面分别出现了物量词“项”和“条”。
由于表数汉字和阿拉伯数字二者的分工并未形成明显的规范,它们在本书里的使用,也不要求有明确的分工。不同的人怎么写,或者相同的人在不同时间里有不同写法,本书里都保持原来的写法。
当然,也应注意到:有些数字用来表示某个节日,具有定型性。比如“十一”是国庆节,“八一”是建军节,“五一”是劳动节。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数字,应该用汉字,不要写成“11”“81”和“51”。
(五)本书的出版
本书的出版,得到商务印书馆周洪波总编辑的慷慨支持,得到我的学生李宇明教授的鼎力相助。
我的学生汪国胜教授,十分关心此书的出版;我的学生罗进军博士和沈威博士,一个通读全书,一个负责拍照复制及其他技术问题;而我的女儿邢孔昭,在电脑上敲打下了多处模糊旧破的全稿.都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
本书的责任编辑朱俊玄君,是个知识广博、视线精细的学者。他提出了几十条意见,帮我纠正错别字和有问题的句子。可以说,他是本书的第二作者。
商务印书馆的其他同志,为了排印、校对、加工等工作,付出了大量的劳动,让我感佩。
本书的出版,无疑靠的是大家的共同努力!
谢谢大家!邢福义
2017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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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手指冻坏了,对于您的工作的确会带来极大的困难。您说,有两个可能。……
对于后一方面,儿以为,也应该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方面,也就是最主要的一方面,是要有正确的思想认识。不应该从个人出发去考虑自己以后的前途,而应该从人民利益出发去考虑自己以后还能为人民做些什么。从个人出发,将会觉得“完了”!从人民利益出发呢,则相反,将能在新的条件下做好您测量和制图工作;即使是完全丧失了搞测量和制图工作的能力,也能搞别样的力所能及的工作。儿觉得,我们都一样,都应该继续努力改造自己。看来,您是有些悲观的,在此同时,又这样地寻找安慰:反正年龄已经五十,接近残年,没有多大关系了。这是不对的。您是已经五十岁,但五十岁以后还有多少年啊!姑且算是十年吧。十年,儿以为,对您来说,这是一段很长而且很宝贵的时间,是您生命中最有价值的一段。儿想,您一定能摆脱目前一时的悲观情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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