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缝纫机与近代上海社会变迁(1858-1949)》袁蓉

编辑:千味书屋 来源: 九零文学网 时间: 2019-02-11 13:11:55 阅读: 484次
《缝纫机与近代上海社会变迁(1858-1949)》袁蓉

基本信息

书名:《缝纫机与近代上海社会变迁(1858-1949)》
丛书名上海城市社会变迁丛书
作者袁蓉
(作者)
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时间:第1版(2017年8月1日)
页数:264页
语种:简体中文
开本:16
ISBN:9787532649822,7532649822
ASIN:B075DVVP5T
版权:上海辞书出版社

编辑推荐

作者袁蓉挖掘和整理大量档案、报刊杂志、书籍资料,对1858年至1949年缝纫机与近代上海社会变迁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与评估,加深对上海这座城市文化底蕴的理解,对于深化、推动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也颇有价值。




作者简介

袁蓉,女,1977年生。200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历史学博士。现为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目录

导言
第一章“人类发明物品中的女王”
一、缝纫机的问世
二、缝纫机对西方妇女生活的改变
第二章申城舶来品
一、缝纫机进入上海的时间
二、缝纫机在近代上海的销售过程
三、缝纫机译名、价格考
第三章早期缝纫机购用群体的反应
一、红帮裁缝的“拿来主义”
二、苏广成衣铺的“半推半就”
三、大帮裁缝的“吃饭家什”
四、从“趋时显摆”到“摩登女红”
第四章洋商、华商与上海缝纫机产业
一、“不知疲倦”的美国胜家
二、“天下无敌”的“铁蝴蝶”
三、“巧夺天工”的“飞人”
第五章缝纫机与服饰产业
一、“只重衣衫不重人”——西装业
二、“西服的陪衬”——衬衫业
三、“噱头与蹩脚”——鞋帽业
四、“拎包裹时代的终结”——时装业
结语
一、从“奇技淫巧”到“有裨工业”—一种观念的转变
二、机器使用与性别的关系——一件器物的衍生
三、革新的力度与时尚的速度——一个社会的变迁
附录:
一、1891—1893年缝纫机进口出口上海数据统计
二、1894年缝纫机进口出口上海数据统计
三、1895—1900年缝纫机进口出口上海数据统计
四、1901—1910年缝纫机进口出口上海数据统计
五、1911—1918年缝纫机等进口出口上海数据统计
六、1919年缝纫机等进口出口上海数据统计
七、1920年缝纫机等进口出口全国数据统计
八、1921—1934年缝纫机等进口出口全国数据统计
九、1934—1935年缝纫机等进口中国价值统计(按国别)
十、1936—1942年缝纫机等进口中国价值统计(按国别)
十一、1940—1942年中国进口缝纫机一览
十二、1946年中国进口缝纫机等机器一览
十三、1946—1947年中国进口缝纫机一览
十四、1948年中国进口缝纫机等机器一览
十五、1891—1933年缝纫机进口
卜六、1952年7月4日上海市缝纫机器业同业公会筹备会会员的产品目录
十七、胜家缝纫机公司1851—1949年历届董事长
十八、缝纫机发展大事记
十九、调查问卷
二十、部分与近代上海相关的缝纫机广告摘录
参考文献
后记


经典语录及文摘

引言

缝纫机,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是一件人们十分熟悉的家具。作为当时中国人结婚向往必备的“四大件”,尤其当提及上海产的“蝴蝶牌”、“飞人牌”缝纫机的时候,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家具中的“上海货”。“家具是人类住宅居室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物品,它和居室中其他必要设备一起,同样是居住者生活习性的主要表现物。”这是毫无疑问的。在这样的年代里,缝纫机正式扮演了这样的一个重要角色:它不仅是家具中的精品,同时也是体现主人生活水准的一个重要标志。然而,人们或许并不了解缝纫机原来也是一件“舶来品”,它进入上海以后经过了若干年的传播发展才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接受、使用、销售、维修乃至自己制造生产,然后逐步进入上海人的日常生活中并最终受到青睐。根据可查资料,笔者断定缝纫机正式进入上海市场的时间是在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12月14日))十一月十四日之前,由晋隆洋行从国外运进数架缝衣机器,每辆“记洋五十两”,可见当时进口的缝纫机.....,当然可想而知也是价格不菲的。但毕竟开始了缝纫机与近代上海社会变迁和发展的历史机缘。
每种新机器的问世,或多或少都伴随着一些曲折的历程,而缝纫机的诞生,可谓是波折最多的一种。因为,它是服装业由手工走向机械化的开路先锋。作为一种新生物品,缝纫机是英国人最早发明的,发明的时间是18世纪末。但其后却经过了法国人再到美国人的“前赴后继”,才成为商品而进入生产和流通领域。真可谓“一波三折”。与缝纫机的诞生相比,缝纫机在中国的推广速度尽管是缓慢的,并且有起有伏,发展亦极不均衡,但毕竟是“有惊无险”。当然,缝纫机早期在上海的推广,并没有如期望的那样“使黄皮肤的中国娇娘和白皮肤的爱尔兰淑女踩上一样的踏板”,与中国人的缝纫习惯、服装的改制,乃至政局的动荡、社会的变迁等有着密切的关联,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清政府被推翻和民国政府的建立、各业制服的兴起、西服的引进、中山装的推广、时尚女装的流行、旗袍的普及等等,这一切的变化、变革和革命,又都成为了中国人特别是作为最早接触这一“西方器物”的上海人得以广泛使用缝纫机的催化剂。这一现象是值得重视,同时也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一般而言,机器的出现与发展往往大大推动了社会的变革,而在此笔者则更多地发现社会的变革反过来也大大地推动了机器的发展与推广。缝纫机登陆上海的历史命运,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典型案例。

“缝纫机”的名称对应英语语境中的单词应当是“sewing machine”,这一英文在翻译成中文的过程中并不是一步到位的,曾有过很多种的译名。
有关缝纫机的名称,除了上文提及的王韬日记中“西国缝衣奇器”外,还有多种称谓。
张德彝曾在《航海述奇》中将“sewing machine”译作“铁裁缝”,1866年4月19日,他在曾镇压过太平天国的英军将领戈登 家做客,“见有铁针黹一座,俗名铁裁缝,形似茶几,上下皆有关键,面上前垂一针,后一轴线,做女工时将布放于针下。脚踏关键,针线自能运转,缝纫甚捷。”
在种种的译名中,笔者将其归于三种类别:一为女性色彩较浓厚之命名、一为男性色彩较浓厚之命名、一为“奇、洋”色彩较浓厚之命名。
众所周知,缝纫机在西方被称之为“发明物品中的女王”,许多世纪以来,缝纫机都被认为是女性最重要的美德之一,显然带有浓郁的“性别”特征,似乎这样的机器天生就贴着“女性化”的标签。当然,实际上使用的并非仅限于女性,只是说这样的机器更具有“柔性”的特征。如早期称呼较多的“成衣机器”、“缝衣机器”、“针线机器”、“衣车”等等。其实这些译名也仅从功能上予以描述,但“在中国除了专职裁缝以外男人不做任何剪剪裁裁缝缝补补的事情。中国有句俗话:‘男做女工越做越穷’。”
然而,缝纫机早期另一种译名“铁裁缝”、“铁车”却透出一种重重的“男性化”的力量、笨重的气息。“有点如那神秘恐怖的‘铁面人’,很难令人将铁裁缝和绫罗绸缎、云裳羽衫联系起来” 。作者推测,缝纫机刚传入上海之时,洋商的初衷很可能是想将其作为一种向妇女推销的产品,但事实上这样一种定位并没有获得应有的成效,朱文炳在1913年出版的《海上光复竹枝词》中就有一首专门描述缝纫机的七言诗词。读后可以比较清楚地感觉出当时人们对于这样的铁车由妇女使用的一种讶异的程度。诗文如下:

机器公司号胜家,缝衣织袜尽堪夸。男儿欲买须先试,教授原来尽女娃。

看来,在当年缝纫机的使用和市场运作中,男性买的要比女性多,而教授顾客使用方法的老师却基本都是女性。史载胜家公司为来华推销产品,专门以较高的报酬雇用中国女工,经培训后让她们随同缝纫机沿街表演,向市民介绍操作方法,宣传其优越性。这和以后我们在一些资料上看到的,胜家缝纫公司派出的男性销售挑担走街穿巷,当街演示的方法显然有很大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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